仁井田陞：《中国法制史》序、再版序、增订版序

序 

包括中国、朝鲜、蒙古、印度、伊斯兰以及日本在内的东方社会的课题，是我们首先必须提到的现实问题。本书中，我试图通过法的历史来分析，作为东方社会主体的中国社会，迄今有过什么样的课题，走过了什么样的道路，并正在什么样的道路上迈步前行。

昭和二十三年（1948）以来的最近数年间，我一直在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东方法制史课程。这期间形成了一个大致的构想，这就是本书的前身；而与权威主义相关的各种问题，也就成为了一个基本的框架。我并不想仅仅就东方的法作单一的考察，东方的法的独特地位通过与西方的法作比较，也是能够加以探究的（其例可见原田教授《罗马法的原理》，请参照）。此外，我还考虑，无论东、西方的法是同是异，我们都可以从东方发掘出有助于进行法的体系比较的资料，以便加深对法的本质的理解。中国社会还有很多混杂在一般谚语里的法律谚语，以之与德国、法国的法律谚语作对比研究，想必是有价值的吧。故本书收录了一定数量的法律谚语。

我最初的研究论文发表于昭和四年（1929），是有关中国古代土地私有制的。自那时以来笔者所发表的各种研究的要点，基本上都被本书吸收，放置在各章节之中。在本书的构成中占居主要位置的，则是笔者近来所写有关中国农村家族及行会（guild）的研究报告。本书是笔者以往研究的全面总结。这些研究中，有不少地方得益于中田博士的指教，对于博士长久以来所给予的热心指导，由衷感激之情难以抑制，因此我想将本书敬献给博士。

有关东方乃至中国的法制史研究，学界积累的成果不多，较之日本、西方法制史的研究相对滞后，今后可以开拓的领域还很宽广，有待研究的重要问题还很多。如今我答应撰写所谓概说性著作，有如要采摘青涩未熟的果实一样，对我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任务。然而在我国，迄今为止，还只有浅井教授在距今约半个世纪之前出版过一本概说书，该书与其说是对法和社会进行分析，不如说是以制度框架作为主要内容的著作，它与各位中国学者的著作一样，与我所追求的目标还相距太远。我致力于消除这种差距，同时，拟通过在整体上展示有待今后解决的问题，为开始新的研究作准备，而不想使本书仅成为我以往研究的总结报告或一部单纯的概说书。

本书卷首载有斯坦因探险队在敦煌发现的唐永徽令（从今年算起，此令恰好在1300年前制定公布）残卷的插图。插图所依据的照片，乃有劳于白鸟清教授去年为我从英国博物馆弄到手的，当时还取得了博物馆当局的出版许可，值今日本书印行，谨向白鸟教授及博物馆当局致以谢意。

昭和二十六年（1951）十二月二十八日

再版序

谈到中国历史上出现的革命思想，不能无视17世纪也就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。他没有致力于统治权力的正当化，也没有使自己的良心屈服于权力，而是远承孟子的思想，对现实的统治体制及支持这一体制的儒家流派持批判的态度。正是那个朱子学剔除了孟子革命思想的精髓，并为现实的统治体制提供了稳固的保障。但是读了他的著作，我感到他的法思想中具有《孟子》等书中未能见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，而对之在法史学视野下进行考察和处理，这在以往的研究中是做得很不充分的，有鉴于此，我想略说两句，权充再版序。黄宗羲认为，法之得以为法，首先就在于法是“为天下人民的法”这一点。对他来说，为当权者肆意统治服务的法，乃是“非法之法”——他否定这样的法。

他说：“三代以上有法，三代以下无法。何以言之？二帝、三王知天下之不可无养也，为之授田以耕之；知天下之不可无衣也，为之授地以桑麻之；知天下之不可无教也，为之学校以兴之，为之婚姻之礼以防其淫，为之卒乘之赋以防其乱。此三代以上之法也，因未尝为一己而立也。后之人主，既得天下，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，子孙之不能保有也，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。然则其所谓法者，一家之法，而非天下之法也。……此其法何曾有一毫为天下之心哉！而亦可谓之法乎？”也就是说，他把法的价值标准明确地放在“为天下人民的法”这一点上。他还说：“三代之法，藏天下于天下者也。山泽之利不必其尽取，刑赏之权不疑其旁落，贵不在朝廷也，贱不在草莽也。在后世方议其法之疏，而天下之人不见上之可欲，不见下之可恶，法愈疏而乱愈不作，所谓无法之法也。后世之法，藏天下于筐箧者也。利不欲其遗于下，福必欲其敛于上；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，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；……故其法不得不密。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，所谓非法之法也。”他又指出，即使是非法之法，那些迂腐的学者却因其为祖法之故，以为不应改变。不仅在法的理论方面，而且在法的实践问题上，他都清楚地表明了对非法之法进行抗争的态度。他的思想，可以说有复古的一面，但同时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。

尽管黄宗羲的思想在清末得到高度评价，但因其深刻批判当权者之故，在他死后即受到禁压。在专制主义制度下，“人民的自由反而是法的敌人”（中田博士），确实是如此。另外，他的思想与当时普遍的农奴解放运动（参照本书第八章）也是相对应的。在这种意义上，他的思想具有现实性。对法有最终决定权的通常是统治者，虽说如此，对于被统治者保卫并试图扩大自己的支配领域——这样一种现实的力量，却也不能评价过低。如果说力量的对抗在社会意义上是“权利”成长的原动力的话，那么它也是法的变动亦即法的历史的社会基础。

值此再版，就大学讲课时所补充的实例部分，对本书或多或少有所订补。凡订补之处，无论正文还是注释，原则上都以“［补］”作为标示。初版问世不久，就得到间野潜龙氏的指点和激励（《史林》第35卷第3号，昭和二十七年［1952］十月），后来又相继从多位先生那里得到同样的教益，使我的好几处疏误也因之得到纠正。谨记于此，以表感谢之意。

昭和三十年（1955）六月二十七日

增订版序

本书的构想形成于昭和二十三年（1948），三年之后初版问世。其后即使有些方面需要修订，也只作了部分的订补，其订补部分以“［补］”字作为标示。这个增订版仍然仿效以前的做法。只是鉴于今日研究的进展情况，仅仅作这样的订补已不能令人满足。因此，这次决定出增订版，首先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增订。

第一个方面的增订是增加了有关村落法及占有保护的两个补章。对于我来说，这是准备提出的新问题。第二个方面是增加了有关土地改革法和新婚姻法的两个补章。历史不仅仅存在于过去的岁月里，现在和未来也都将融入历史的发展中。我对历史的观察，是与现在联系在一起的，毋宁说是以现在为出发点而面向未来。因此若将第二个方面的问题置之度外，就不能对中国历史，对中国独具特色的法的历史，作完整的把握。实际上，对中国的过去，是要联系新中国的变革也就是对过去的否定中，才能够理解的。

然而，即便是这样的修订增补，也还不够全面。比如在初版时的文章中，有“近来”、“近年”、“今日”之类的用语，时过境迁，今日已只能写作“革命前夜”了。类似这样的失于修订之处，特别恳求能得到宽容。另外，我一直在修订以往的研究成果，这些成果加上新稿，题名为《中国法制史研究》，最近已公开出版了三册。其第一册为“刑法编”（昭和三十四年三月出版），第二册为“土地法、交易法编”（昭和三十五年三月出版），第三册为“奴隶、农奴法及家族村落法编”（昭和三十七年三月出版）。预定收录于第四册的，以“法和习惯编”（律令格式及其他）、“法和道德编”（包括法意识、道德意识的变迁）等两编为主。敬请读者留意的是，为避烦杂，本书在参考文献中提及这些著作时，原则上只注记“参照增订版序、一、二、三或四”，当出现这样的注记时，即指上记各册中相关的章。

在这个增订版中，作为增加的图版，有伯希和新近在敦煌发现的唐律残卷（则天武后时代，巴黎国民图书馆藏）及斯坦因在敦煌发现的唐代的解放奴隶文书（英国博物馆藏，东洋文库原版）。前者承蒙内藤教授惠允，依据其论文采入，后者则依据拙著。

昭和三十七年（1962）十一月十五日